作者｜朱昌俊
资深媒体评论员
取消电视剧集数 40 集上限？不严格限制古装剧播出数量？增加境外节目的引进播出？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实施《进一步丰富电视大屏内容 促进广电视听内容供给的若干举措》（以下简称《若干举措》）。
据媒体报道，在 18 日下午的通气会上，广电总局相关人士解读，过去对电视剧 40 集的封顶要求是为了避免注水剧，接下来将根据剧目题材、内容和实际需要，不再简单限制。同时，有参会的影视公司负责人表示，会议内容包含打破 40 集上限、放开季播剧间隔限制、松绑古装剧播出比例、鼓励支持优秀微短剧进入电视播出、推动优秀境外节目引进播出等，每一条都精准切中行业痛点。
对此，资本市场也给出了积极反馈—— 8 月 18 日，影视板块迎来久违的大爆发，多支传媒股应声涨停。
尽管关于《若干举措》的更具体实施细则还有待完整公布，但从目前各方披露的信息看，无论是取消电视剧集数 40 集上限，还是放松古装剧播出数量、季播剧间隔限制，抑或是改进电视剧内容审查工作，优化机制、提高效率等，都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即对影视剧市场的一些细节管理，正在进一步放宽。
过去对电视剧集数实施 40 集封顶，其初衷在于治理"注水剧"乱象。特定时期云天华成，这一政策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遏制了制作方为追求商业利益而任意拉长剧集、导致剧情拖沓等问题。然而，随着行业发展和市场变化，这种"一刀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
像一些具有宏大叙事架构的影视作品，如历史正剧、大型文学改编剧等，可能因受限于 40 集框架而不得不对内容进行过度压缩，导致艺术完整性和叙事深度受损，陷入"削足适履"的尴尬。
古装剧作为国产剧创作的重要门类，不仅拥有庞大的观众基础，更在传播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出海" 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此前，古装剧有着严格的播出比例限制。这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市场，但也导致一些优质古装剧的播出受到阻碍，回本周期不可控，制作方的创作积极性受到打击。如今，不再严格限制古装剧播出比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观众需求推出更精准灵活的播出措施，有助于降低影视公司的创作风险，激发他们在古装剧领域的创作热情，为市场带来更多兼具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古装佳作，进一步丰富观众的荧屏选择。
总体上，《若干措施》作出的一系列优化，是对近年来影视行业发展变化及现状的一种积极回应。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24 年间，中国每年获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从 429 部锐减至 115 部，降幅达 73%。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曾指出，长剧生态已进入瓶颈期，"减量提质"目标中，"减量"程度远超公众认知。
这种大的"震荡"伴随的，是对就业、行业发展信心等的直接冲击。与此同时，短剧的快速崛起和观众观看习惯的改变，也使得长剧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在此背景下，政策松绑既是对创作规律的回归，也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
短剧的兴起是近年影视行业最显著的趋势之一。其节奏明快、适配移动观看的特点，确实迎合了当下观众的碎片化消费习惯。但，长短剧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满足不同需求、各有其价值的互补存在。如长剧在叙事复杂度、人物塑造深度和情感共鸣强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够提供更沉浸式的审美体验和更深层的思想启迪。
一个健康的影视生态，理应是多元共生：既有短剧的轻灵快捷，也有长剧的厚重深邃。
在此意义上，此次新政策放宽长剧集数限制，同时也鼓励优秀微短剧进入电视播出，无疑有利于构建更多元化的内容供给体系。这种协同发展模式，既能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也利于为创作者提供更宽广的试验场，为行业竞争的重心从资源争夺、平台博弈转向内容创新、品质比拼创造更好的条件，最终促进整个影视行业的良性发展。
说到对影视行业的管理，人们很容易想到上世纪 80 年代《人民日报》的那句经典表述："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因为像影视这样的文艺领域，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如果管理触角介入过多、过深、过细，的确会容易挤压行业本身的发展空间。过去对电视剧集数上限、对季播剧播出间隔时间及古装剧播出比例等的一系列严要求，也是"具体"管理，对其合理边界的把握，理应更审慎。而这次的放松，算是对社会期待和文艺繁荣规律的一种顺应。
当然，放宽限制绝不意味着放弃监管，而是监管方式的优化和升级。摆脱"集数焦虑"和"类型配额"后，长剧行业能否自觉避免注水剧回潮，能否抵制跟风模仿的诱惑，将直接决定政策调整的最终成效。比如，政策提供可能性空间后，创作端能否以专业主义和工匠精神填补这个空间？播出端能否建立更科学的内容评估体系？这需要行业的自律和责任意识的强化，也有赖于管理部门加速构建一套更明确的、更符合市场规律和创作规律的优质内容生产激励机制。
唯有如此，政策松绑才能真正转化为行业发展红利，避免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影视行业的管理放松，其意义还远超行业经济范畴。长期以来，文艺具有风向标意义，是人们判断社会的风气、开放程度等的一个重要标尺。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 1979 年首都机场壁画问世后，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画面中的女人体问题，已经完成的机场壁画迟迟没有揭幕。随后，邓小平定夺："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可以。"而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一定程度上说，相关部门对于电视剧等影视行业的管理要求，能根据市场变化实事求是地予以优化、放宽，一方面，是在重塑人们对文化领域开放度的预期，并以实际行动重申一个朴素的常识：文化治理的最高境界，并不在于"管得住"，而在于"活得好"；另一方面，也利于打造一种更宽松、开放的社会氛围和市场生态。
这对于稳定更广阔领域的社会预期云天华成，同样有积极效果。单从政策展现的调整取向看，这也是对近几年国家不同层面反复强调的"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一种积极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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