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八年（1590）的夏天恒盈策略，京师大理寺突然收到了一份朝廷命官的血书。
告状之人是时任四川永川（今重庆永川）知县的张时照。在血书中，张时照一再声称自己的身家性命受到严重威胁，原因是他的直属上司兼侄女婿、加封骠骑大将军的播州宣慰使司都指挥使杨应龙宠妾灭妻，杀了妻子、岳母后，还想把张氏剩余人等杀光屠尽。
明朝时期，为方便管理边境少数民族，朝廷在各省级行政机构下设宣慰使司，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盘踞播州的杨应龙，实际上就是土皇帝，听调不听宣，对当地的军民一应事情均有独断专行的权力。所以，大理寺官员一开始并不重视张时照的控诉。然而，越往下读，状纸的内容越触目惊心。
除张时照外，状纸中还有六七名小土司联名控告杨应龙“阉割民人为太监”“夺占幼妇为绣女”“杀死长官，抄没亲叔”等种种恶行。
事关重大，大理寺官员立即赶出一份案情奏折，呈递御览。
结果，等这份控状放到万历皇帝的案前，他却连看都懒得看一眼，只草草给了个批复，让杨应龙收敛己行，好自为之！
张时照真的是欲哭无泪。为保住张氏家族的香火，他只能带着剩余的族人或走黔、或奔蜀，躲避杨应龙的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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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偌大的明帝国，杨应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司，但他及其背后的杨氏家族在播州的影响力实是不容小觑。
播州，即今天的贵州遵义。清道光《遵义府志》曰：“遵义，山国也，举目四顾，类攒孴崄巇，无三里平。偶平处，则涧壑萦纡，随山曲直，名之不胜名也，书之不胜书也。”由于多山，遵义历来发展落后、民风彪悍，时有“土酋叛”。
唐末，南诏王蒙酋龙僭越称帝。为扩大势力影响，他在位期间屡犯西南边境，纵兵掳掠西川、安南、邕管、播州等地。彼时，播州虽地处边陲，但名义上还是唐朝西川节度使的地盘。因此，即便唐朝深受“黄巢起义”的影响，危在旦夕，朝廷还是顶住压力下诏征将收复失地。
而杨应龙的先祖杨端，本属南广溪洞僚人，因仰慕华夏汉人之风，遂自称太原人，孤身往西南联络当地土著罗氏、谢氏，共同率领八部族众径入播州白锦堡，迫使酋龙部将罗闽纳款结盟而退。至此，杨氏之名始在播州打响。唐朝方面为免西南战事迭起，故在杨端凯旋时，赏其播州之地世袭，由此开启了播州杨氏传29世逾700年的土司家族历史。
与同时期的其他土司有所不同，播州杨氏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最讲究家族团结、紧靠中原。平日里，杨氏土司也不像其他土司那般蛮横无理，而是注重域下教化，适时地为历代中原王朝提供军民人等物质保障。
即使是到了杨应龙当政的时候，这种家族传统依旧深刻影响着播州与明朝的关系。杨应龙自承袭土司之职以来，“播州宣慰使司应袭杨应龙差杨羙等进马二匹贺登极”“四川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备马匹差官赵凤鸣等赴京进贡及庆贺”“播州宣慰司杨应龙差长官杨正芳进马匹庆贺万寿圣节”等效忠明朝的记载屡见于《明神宗实录》。
由于杨氏在播州统治的时间非常长，当地也流传着不少关于杨氏土司的传说。例如，今天的重庆綦江一带，从古至今都传说杨应龙乃隆庆皇帝的私生子，其力大无穷，能倒栽杉树，经常脚蹬数百斤的靴子出门，俨然神人。
在这种情况下，张时照的血书传到了京师，但朝廷想在杨应龙杀妻之事上对其治罪，难度相当大。更何况，张时照的血书虽有多人联名举报，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下属控告上司的一面之词，并无第三方的说法，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无人知晓。
杀妻事件发生前，杨应龙不仅按时朝贡，还经常亲自带队入山，为万历皇帝运送超规格的金丝楠木供紫禁城修缮。万历十六年（1588），杨应龙甚至出兵协助朝廷跨境平叛、犁庭扫穴，万历皇帝专程下旨让有司为其打造一块记功碑。自此，杨应龙更加威震西南，扬名天下。
眼下，若是轻易定杨应龙的罪，在万历皇帝看来，只会使西南动荡，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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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杨应龙杀妻事件，真相究竟如何？史书中保存着两种说法。
据明代史书《两朝平攘录》记载，杨应龙本不喜欢正妻张氏，纳田氏为妾后，对张氏的兴趣就更寡淡了。因耐不住寂寞，张氏此后经常与人私通，给杨应龙“戴绿帽子”。某次，田氏恰好撞破张氏丑事，遂借机告知杨应龙。杨应龙登时便想提刀杀了张氏及其奸夫，但被闻讯赶来的杨母阻拦。
杨母认为，张氏年纪尚轻，少数民族又有收继婚的传统，既然儿子不要她，那干脆将她赠予族弟杨胜龙。杨应龙应允，可田氏却不想轻易放过张氏。
碰巧，某日杨应龙醉酒来到田氏房中，见族弟杨胜龙也在。杨应龙怀疑二人有不伦之事，自己又被“绿”了，十分生气，遂质问田氏为何与杨胜龙私会。结果，田氏故意揭杨应龙的伤疤，声称这是效仿张氏所为，并鼓动杨应龙去找张氏算账。就这样，正在气头上的杨应龙命人杀了张氏及其母官氏，引发张时照上京告状。
而《明史》却是另一种说法：杨应龙有三位夫人，其中，三夫人即是张时照控诉的“宠妾”，名叫田雌凤，是播州地区白泥田氏土司的女儿。自从被杨应龙娶入门后，田氏就一直很受宠，但田氏平日里没什么爱好，就好“争风吃醋”。张时照的侄女是杨应龙的大夫人张氏，出自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家族。因家族声望及娶进门的先后顺序，张氏在家中可以行使主母的权力，田氏对此十分不满。
仗着杨应龙的宠爱，田氏四处造谣张氏与杨应龙离心离德，不守妇道。某日，杨应龙醉酒归家，听到田氏又开始状告张氏，一时气急，提刀就冲入房中，将张氏杀死。其岳母闻讯赶到，想劝女婿收手，却被杨应龙借着酒劲一通乱砍，亦当场死于非命。酒醒后，杨应龙担心张氏族人事后报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借机屠戮张氏全族。
上述两种说法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张氏有没有过错。考虑到《明史》在记载杨应龙杀妻时，援引的是曾巡抚四川、总督湖广、四川、贵州三省军务的李化龙的奏疏，其说法或许更接近于事实。但不管怎么说，杨应龙杀妻，冲动而为应是事实。
张氏作为杨应龙的正室，拥有朝廷赐予的诰命。诰命夫人是君王册封，杀了她就相当于藐视朝廷。可等六部会同大理寺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时却发现，杨应龙杀妻案发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如今，三年都过去了，张时照才出来喊冤，不免让人觉得内有隐情。
更令六部堂官们头疼的是，在西南地区的土司自治中，有条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土司虐使土民，非常法。所生女，有姿色，本官辄唤入，不听嫁，不敢与人也。”换句话说，在西南地区，土民乃土司的私有财产，土司可以随意处置。杨应龙杀妻，若按这条规矩处理，朝廷也难以深究。
无论是从皇帝本人的意愿恒盈策略，抑或当时朝廷与土司的关系来看，杨应龙杀妻案似乎都要不了了之了。
3
但在朝廷介入调查杨应龙杀妻案期间，隶属播州的土同知罗时丰、播州长官何恩、千户长官宋氏等土官联名上疏朝廷，希望“改土归流”，从而脱离杨应龙的掌控。
改土归流，即由朝廷介入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改派任期有限的朝廷命官代表中央镇抚地方，进行直接统治。此举的确有助于打破原有土司制度“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民族禁锢，但如果站在土司的角度，这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为什么要作出违背自身利益的选择呢？
原来，自播州杨氏第24代土司杨辉在位时起，土司统治就出现了严重的内部矛盾。上京告状的土同知、安抚使、长官司长官等，实际上都是播州地区“五司七姓”的首脑。
所谓“五司”，就是除播州外，受播州宣慰司管辖的黄平、草塘两个安抚司，以及余庆、白泥、重安等三个独立的长官司。至于“七姓”，则是播州杨氏在治理辖下区域时，经常倚重的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大家族。他们与播州杨氏的关系，大致类似于中原春秋战国时代的“卿族”，不仅在当地拥有“世为目把”、可以左右土司行政决策的能力，还与杨氏家族累世通婚，结秦晋之好。
杨辉与“五司七姓”的矛盾就出现在这里。杨辉的大儿子叫杨友，由妾室田氏所生；嫡长子杨爱居次，生母乃正室袁氏。由于杨辉偏爱田氏，故希望打破“立嫡立长”的规矩，将播州土司之位传给杨友，而杨辉手下的“五司七姓”土司们则更看重儒家“立嫡立长”的规则，坚持以杨爱为主。
按照惯例，杨氏土司需要将更换继承人的意见在土司大会上提出，由“五司七姓”投票决定。杨辉的提议一上桌，其手下的各大安抚使、长官司长官们就敲桌子表达强烈不满。草塘安抚使宋滔甚至认为，杨辉悖逆了杨氏家法，不忠不孝，遂联合另外几名长官司首脑宋淮、罗忠等提出更换土司，让杨爱之子杨斌掌印理事。
这出闹剧，以杨爱获得朝廷任命为播州宣慰使，杨友被迁往保宁（今四川阆中）羁管而结束。但，杨辉怨气难消，他借口支持“立嫡立长”的长官韩瑄“不顺己意”，派人杖杀了他。由于这是播州杨氏内部之事，明朝并未擅加干预，但杨氏与“五司七姓”之间从此结下了梁子。
此外，播州杨氏因内部争储矛盾，导致与西南地区其他大土司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
在川贵的历史上，播州杨氏与水西安氏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土司。但两个家族共治西南期间，却龃龉不断。嘉靖年间，杨斌之孙杨烈又与兄弟杨煦争夺土司继承权。跟自己的曾祖父杨辉类似，杨斌之子杨相也偏爱小妾所生的儿子杨煦，但鉴于曾祖父与“五司七姓”斗争失败的教训，杨相并没有明着改立继承人，而是通过疏离嫡妻的方式，降低杨烈及其生母张氏的影响力。
然而，杨烈的生母张氏颇有武则天之风，她私下与“五司七姓”的首领达成协议，让他们支持杨烈发动政变，事成之后将以播州土地、特权等许之。在她的怂恿下，“五司七姓”公然背叛杨相，致使后者逃到水西土司境内请求避难，并最终客死在那里。
杨相死后，杨烈曾向水西宣慰使安万铨提出返还父亲尸首，安万铨趁机向杨烈要求返还被占地盘。杨烈表面答应，得到父尸后立即反悔，并派兵杀死了前来接收的水西长官王黻，由此引发播州、水西十年战争。
可以说，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播州杨氏传承二十余代后，在利益面前，已经很难再像先祖那样追随大义了。
4
就在播州内部乱象迭起之时，明朝中央与播州杨氏的关系则更加微妙。
自明朝建立起，朝廷就一直想通过“改土归流”来治理西南地区。彼时的贵州过于贫穷，自明初建省以来，那里不仅钱荒、粮荒闹得厉害，就连所辖地盘也不及今天贵州省的三分之一。而与之相反，本应归属于贵州省的播州宣慰司却相当独立，且经济发达，史称“播称沃土，人人垂涎”。在明朝中央的默许下，包括播州杨氏在内，所有的西南土司均持有世袭田亩，一个个铆足了劲儿，发展私有经济。播州绥阳县令母扬祖曾在述职报告里提及，稷、黍、豌豆、菱藕等作物在当地产量持续上升。可知，就农耕品种的多样化而言，播州地区的水平绝对是黔北的佼佼者。如若将播州纳入贵州省的统辖范围，派朝廷命官去治理，岂不更有利于整个贵州的经济平衡发展？
然而，由于明初天下初定，皇帝根本没有太多精力镇抚西南，“土司治土”依然是帝国必须倚靠的防卫力量。但这样做，另一个弊端就是，不管杨氏还是其他土司，与中央王朝都不过是彼此利用的关系。
以杨应龙的先祖杨铿为例，明朝平蜀次年，他就率部前来归附，让朱元璋在西南地区的声势得到极大增长。朱元璋龙颜大悦，诏“仍置播州宣慰使司，（杨）铿、（罗）琛皆仍旧职”。可接下来，随着双方的关系变化，明朝中央对杨氏的提防之心日益加重。
据史料记载，洪武七年（1374），中书省曾奏明朱元璋，称“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最好每年收二千五百石作为军粮，以示其忠诚。朱元璋认为不妥，播州杨氏归附有功，大明气度恢弘，没必要在钱粮上斤斤计较。不过，他实际上另有打算。待洪武十四年（1381）明军征云南，朱元璋突发一道诏令，声称杨铿“有贰心”，让他务必“率兵二万、马三千为先锋”，以证明他的忠诚。
对此，杨铿只能应旨照做。而此后，播州杨氏为报此仇，等到成化、弘治年间明军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稍弱之时，便开始怂恿地方时不时闹些“匪患”，给明朝戍守西南的卫所增加工作压力，卫所军官也因此没少被朝廷下旨申饬。
这种极限拉扯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杨应龙时代。
播州诸土司奏议杨应龙各项罪名后，支持“改土归流”的贵州巡按陈效、巡抚叶梦熊又给杨应龙定了二十四条大罪，如残害多命，纵欲欺惘，贿赂公行，禁锢文字，寇仇儒生，焚儒坑书等等，要求朝廷叛杨应龙死刑。而闻讯赶来维护本地利益的四川巡抚李化龙却极力保护杨应龙。
李化龙认为，播州杨氏在西南声望仍盛，杨应龙又未有明显反相，加上四川三面邻播，播州兵人多势众、骁勇善战，朝廷这些年也没少调他们出外征战，当下，如果贸然对播州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恐会逼反。
从表面上看，李化龙与叶梦熊之争像是在为杨应龙作控辩，但两者背后所透露的纠结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明朝中央始终无力在西南治理上找到一把称心的“钥匙”，更难以解决黔、川两省发展不均衡的历史难题。
5
既然朝议无果，万历皇帝只好让黔、川两省会勘，并召杨应龙对质，再商议如何处理这桩棘手的指控。
杨应龙十分清楚自己的公道和人心都在四川，所以接到命令的他，拒不赴贵州受审。万历二十年（1592），杨应龙到重庆受审，朝廷很快给出了一审判决：以嗜杀罪，判其斩刑。杨应龙提出交二万两赎金，请求宽恕。当时，日本的丰臣秀吉正打算吞并朝鲜，入侵明朝。杨应龙闻此消息，为了脱身，又在上诉材料中改口称，自己可率播州5000兵出征，希望朝廷允许他戴罪立功。万历皇帝最终下诏同意了。
但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杨应龙刚返回播州，明朝就以“封贡”的形式招安丰臣秀吉。双方短暂停战，杨应龙也就错过了赎罪的机会。
眼见事态变化，新任四川巡抚王继光便想尽早了结此案。他让官差到播州请杨应龙回重庆听勘结案，结果差遣出去的人一个都没回来——全被杨应龙杀害。
王继光三番五次要求杨应龙到案，结果均被播州方面回绝。无奈之下，他只好以杨应龙拒不出播听勘为由，发兵攻打播州。
考虑到杨应龙已开罪川、黔二省，王继光便派人去信贵州巡抚林道楠，提议四路用兵，让林道楠务必遣一路黔兵助阵。但林道楠对此并不积极。
贵州方面的推诿，最终导致川军在娄山关被杨应龙击败，王继光因此遭革职查办。
然而，王继光的失败倒是把杨应龙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朝廷主剿的声音越来越高涨，连万历皇帝也说杨应龙这是“负固拒敌，罪无可恕”。杨应龙见事态越来越严重，当即命人从播州选出12名战俘连同四万两赎罪金一并送到四川，同时第一时间上书朝廷称：“何恩之诉，七姓之词，皆属于仇语，乞代罪立功！”
但这一次，朝廷不想再给杨应龙任何免罪的机会。
6
不得不说，杨应龙对时机的把握十分精准。他再次提出赎罪时，明廷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朝廷兵困财乏，根本无力通过战争降服播州。于是，在兵部侍郎邢玠的建议下，朝廷敲定了“用剿为抚”的策略，让杨应龙戴罪松坎（今属贵州遵义桐梓县），送一子杨可栋到重庆为人质，另以其长子杨朝栋接管播州事务为土司，以期用最省事的方法解决播州争端，平复西南局势。
然而，“五司七姓”与杨氏的血仇由来已久。他们不希望杨应龙还活着。
以张时照为首的一群“五司七姓”首脑向朝廷上书，声称杨应龙及其族人才是制造西南混乱的罪魁祸首，朝廷要想顺利实施“改土归流”，唯一的办法就是剿灭播州杨氏。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杨应龙送到重庆的儿子杨可栋死了。尽管杨可栋被认定的死因是“病死”，但杨应龙始终认为儿子的突然死亡另有内情，并要求明廷归还儿子的尸首安葬。重庆方面则要求他足额缴纳四万两罚金后才能领尸。
杨应龙勃然大怒，对部下说：“朝廷若不饶我，我须拼死杀出，逢州打州，逢县打县，大做一番。”随后，他率播州兵倾巢而出，流劫江津、南川及合江等地，“索其仇袁子升，缒城下，磔之”。之后，他又率另一支苗兵，“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又侵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曾状告杨应龙的宋世臣、罗承恩等携家眷藏匿在偏桥卫（今贵州施秉县北部），杨应龙当即率兵“袭破之”，“大索城中，戮其父母，淫其妻女”。
可以看出，杨应龙一开始出兵只是为了报仇泄愤，但之后的几场战役则坐实了他“嗜杀”的罪名。万历二十七年（1599），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部三千剿播，杨应龙全歼都司杨国柱所部官兵之后，“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满三千，贼兵八万奄至，游击张良贤战死，綦江陷。应龙尽杀城中人，投尸蔽江，水为赤”。次年，杨应龙又率兵“焚龙泉，杀土官安民志。”
杨应龙的残暴，终于让万历皇帝下定决心铲除这颗“毒 瘤”。
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万历皇帝立即下诏，让力保杨应龙无罪的四川总督李化龙持尚方宝剑，调天下兵马，会同抗倭名将陈璘、刘綎等征播，平播之战爆发。此战后来被列入“万历三大征”，成为明朝巩固华夏疆土、维护东亚主导地位的经典战例。
杨应龙获悉明军兴兵而来，已知无力抵抗。但，他做的错事太多，无法回头，只能硬着头皮率诸苗兵与明军决战于海龙屯（今贵州遵义西北），希冀这座凝聚了杨氏先祖数百年心血的土司城堡能给予其最后的庇护。
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勇将刘綎的猛攻下，曾经成功抗金、抗蒙的海龙屯也守不住播州杨氏逾700年的泼天富贵。杨应龙见大势已去，一把火点燃了帐幔，与爱妾一同自缢而亡。
冲天的大火吞噬了海龙屯，也终结了杨氏割据播州的历史。此后，播州被一分为二。明朝终于可以在此“设官兵，丈良田”，改土归流。
自万历十五年（1587）杨应龙杀妻算起，这场由家庭命案作为导火索的央地争斗与战争，前后历经14年，总算画上了句号。然而，平播之役打到明朝国库空虚，为日后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农民起义、推翻大明统治埋下了伏笔。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蝴蝶效应——你永远不知道，帝国深处的哪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就将引起席卷整个天下的飓风暴雨。
参考文献：
[明]张惟贤：《明神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王兴骥等：《播州土司民间传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王兴骥等：《海龙屯与播州土司综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颜丙震：《杨应龙议处纷争与明代土司治理的缺失》，《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冉诗泽：《万历“播州之役”爆发原因再探——以“五司七姓”为中心进行考察》，《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王凌寒：《铁血兴亡录》，纪录片，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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